大明十七帝中，奠定基业，一生励精图治的朱元璋，却历来有个公认的评语：残暴。这个评语，自然来自于其执政一生，大肆屠戮开国功臣的历史，民间评书里“炮打功臣楼”的说法纵使夸张，不夸张的确是至洪武末期，群星荟萃的大明开国功臣们大多获罪身死，“虎兔死，走狗烹”的真实史实。所以在各类评书演义，乃至影视作品中，这位开创一代盛世，文武功业骄人的大有为之君，多是阴狠毒辣，冷酷无情，残忍暴虐的“暴君”形象。

　　而时下也有许多替朱元璋“翻案”的说法，认定朱元璋在位时期屠杀功臣的行为，乃是“重手肃贪”，屠杀的结果，是带来了大明朝的“吏治清明”。而遭到屠杀的“功臣”们，则一个个被贴上了“横行不法”的标签，“暴君”朱元璋，俨然成为不徇私情，铁面无私，重手惩奸的“正面”人物。

　　是惩奸肃贪，还是屠戮无辜，功过是非，还是从历史的真实记录里找答案吧。

　　说“惩奸”，自然要说到洪武时代，开国功臣的种种劣迹，这些，恰是之前关于朱元璋的研究中，素来注意不多的。

　　说“劣迹”，就要结合一下在朱元璋草创时期，刘伯温为进献的“九恶论”。论中的斑斑劣迹，皆是农民起义军常有，出身“农民起义”的朱元璋麾下各路将领，也自然无法避免，因此才有了后来朱元璋打天下时“定军规”，以严刑峻法重手整治。待到大明开元建国后，众功臣皆封爵赐禄，各个荣宠无比，但毕竟“本性难移”，和平年代的“温柔乡”里，种种劣行的死灰复燃，也是历史上真实的史实。

　　仅举几个例子：永嘉侯朱亮祖，史载“所为多不法”，洪武十三年出镇广东时，接受当地恶霸贿赂，贪占民财，在受到番禺知县道同劝阻后，竟怀恨在心上奏章诬陷道同，导致这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清官被朱元璋赐死，酿成冤案。淮安侯华云龙，总兵北平时竟霸占元丞相脱脱府邸，并收纳前元宫廷器物，封建时代，这是“大不敬”之罪。延安侯唐胜宗，征战时期就多次“掠人妻女”。镇守广西龙州时又曾“敲诈番人”。吉安侯陆仲亨，“铁面御史”韩宜可曾弹劾他镇守临清时“巧取豪夺，侵占民田”。后来更成为胡惟庸心腹，助其构陷排斥异己。定远侯王弼，御史齐鲁曾弹劾他“好敛财，侵占国税”，结果遭其报复，罢官回乡……

　　位极人臣的“国公”们也不例外， 劣迹最多的当属后来“胡蓝案”的主角，“凉国公”蓝玉，素来据功骄横，在各处“蓄田养子奴”，其名下收养养子千人，皆仰仗其势，在民间横行不法，比如曾在山东聊城侵占民田千亩，聊城巡按御史汤俊上门质问，竟被他乱鞭打走，平定云南时，劫掠昆明府库，掠夺大量珍宝，后来平定北元时，“私占财宝驮马无算”，甚至奸污了北元太子妃。班师回朝时，更下令属下将士强攻边关，“破关而入，士卒死亡数十”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在大明开国之后，功臣宿将们的不法行为，确为明王朝曾经发生的事实。对于朱元璋来说，这事关龙位是否稳固的问题，自然要格外重视。

　　当然，在诸多“劣行”中，也有许多功臣居功不自傲，奉公守法如一，留下了千古美谈。

　　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开国武将之首，“徐国公”徐达，虽位极人臣，却谦逊如初，时常训诫子女“不得倚势凌弱，败坏门风”。统兵数年，军规森严，严令“有违令扰民，必戮以殉”。南征北战时，从不趁势劫掠，“和平年代”更为官清廉，经济上不贪不占，其墓志铭上“妇女无所爱，财报无所取”。诚为公允。“曹国公”李文忠也不差，与徐达一样，他治军严格，爱兵如子并严禁扰民，身为朱元璋外甥，在朱元璋猜忌功臣，几次削夺他兵权仅授闲职时，皆毫无怨言，“恂恂若儒者”。可谓是与世无争。另一位“堪称朱元璋“发小”的信国公汤和也不差，在北平，延安，山西等地练兵守备，招募逃荒流民，后来又出巡山东，浙江，防备倭寇，历年来勤勤恳恳毫无懈怠。恰如明时文臣茹太素所说：“承平之世不失勤恳本色者，信国公也”。